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， 对习近平总书记这句发自肺腑的总结，我有着刻骨铭心的体悟。
70 多年的风风雨雨抹不去我的思念，眼前常常浮起一幅幅难忘的画面：1944 年的冬天很冷很冷。正月初五天刚刚黑下来，时任山东临沭县妇救会主任的母亲，不顾七个月的身孕,化装成普通农妇，骑着一头毛驴，顶着狂风暴雪，在一位村妇女干部的护送下，通过敌占区返回根据地。到了沭河边，发现对岸驻扎着许多伪军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母亲突然腹疼难忍，一头栽了下来。四周白雪茫茫，只有孤零零的一座残破的磨房。大婶急忙把母亲架进磨房，靠在墙角。呼啸的北风裹着一团团雪花从窗洞、门洞中涌入，在严寒飞雪中我降生了，只微弱的叫了一声便没了声音。大婶匆匆解开棉袄，把混身血污的我紧紧贴在胸口，又把出血过多、几乎昏迷的母亲拖上毛驴，赶紧离开了这危险的地方。深夜赶到大婶家里，大婶解开怀一试，我还有气，像小猫仔一样大的躯体，满脸皱折，头顶的"囟门"还跳着呢。在冰天雪地生下的早产儿竟然还活着!大婶惊喜地叫了起来。是大婶救了我，赋予我第二次生命。
我们母女俩都发着高烧。战局紧张，时任莒县县长的父亲无暇顾及，派人从敌占区悄悄地请来个老中医，看了看我说:“这毛娃恐怕不行了,我开个药方试试吧。”母亲同意了:“死马权当活马医吧。”那时，县城才有中药铺，县城被日本鬼子占着，如果查出来是给共产党抓药那肯定是要杀头的。但大婶二话没说，毅然拿过药方，挎起篮子，扭着小脚，踩着深深的大雪向县城走去。整整一天，又饿又冷的大婶才回来。她是用全家人的性命作担保，说是给闺女抓药,才骗过了严加盘查的鬼子兵。就这样，我生下来，第一口吮吸的不是奶，而是苦药汁。高烧奇迹般地退了，大婶又把我从死神手中抢回来，给了我第三次生命。妈妈说：“我生了你，大婶救了你，大婶就是你亲娘！”
母亲没有奶水，我吮吸着全村妈妈的奶。不够时，就抹着地瓜糊糊喂我。我瘦弱的不成样子，人见人怜。一次，我军打了胜仗，缴获了几斤白糖，爸爸派警卫员王友叔叔给我送过来。可小王叔叔过敌人封锁线时被发现了，他边打边跑，左臂挂了彩。当他自豪地把糖交到母亲的手中时，那白白的糖上洒着点点鲜红鲜红的血滴，像朵朵绽开的梅花。叔叔看着我贪婪地喝着甜甜的糖水，欣慰地笑了。
内战爆发了，我两岁多了。父母要上前线，又把我寄养在东海县白塔埠张大大家。张大大是双烈属，他的女儿女婿、儿子儿媳妇，全都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了，也没留下后代，大大、大娘把我当成唯一的亲人。我是全村人的孩子，在异常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我却吃的饱，穿的暖。吃饭的时候到了，大娘满村找我。等找到我时，我早已饱饱的了。妈妈说我是喝百家奶、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长大的。
敌人来了，老乡们挑着粮食和简单的家什往山里转移。大大急速地走着，我坐在前边的筐里大声地胡编乱唱，给大家平添了很多乐趣。突然敌机飞过来了，乡亲们躲进田野中的“秫秸搭子”（用高粱杆搭的 A 字型窝棚）里，把我紧紧地围在中间。敌机飞的很低，掠过头顶，呼啸声震耳欲聋，我吓的哭了起来。大娘急忙捂着我的嘴，示意我不要出声。我立马闭上嘴，小声抽泣着。敌机低空盘旋了好几圈，没有发现目标，飞走了。
因为是敌我双方的“拉锯地区”，这样的“跑反”经常发生，乡亲们时时刻刻护卫着我…
一个大场院，一座土坯房，院中间还有一盘大石磨。一个幼童踩着乡亲们特制的小“高跷”，随着春节的锣鼓声欢快地扭动着。周围是热烈的人群，至亲至爱的大大和大娘笑的合不拢嘴。乡亲们都夸我聪明：“刚刚 5 岁的孩子，会跳舞，还会踩点！”…
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耳朵发炎流脓，里面爬满了蛆，人也奄奄一息。缺医少药啊，县大队的小卫生员咬咬牙，用冷盐水往我耳朵里灌，想不到竟然把蛆冲了出来，脓水也没有了，慢慢地好了起来，而且丝毫没有影响听力。我又获得了第四次生命。我数次大难不死，真是奇迹啊！不久,全国解放了，妈妈派警卫员来接我。大大、大娘给我穿上崭新的绣花鞋，送出村口，又一直把我送了很远、很远。大娘的眼泡哭肿了，眼睛通红通红的。我也大声哭着，抓住大娘的衣服不松手。大大含泪掰开我的手，挥手让叔叔把我抱走了…奶奶的眼睛哭烂了，感染了，一病不起，离世而去，只剩下孤苦伶仃的大大！大娘真真儿地舍不得我啊…
我回到母亲身边，妈妈给我做了条“布拉吉”（连衣裙）。体检时，发现我肚子鼓鼓的，有腹水;肺部有多处钙化点，不知什么时候得的肺结核;一到冬天就犯气管炎, 咳嗽不止;还发现我左边屁股上有个又大又深的疤——那是我3岁时得了痢疾，好不容易找了一针盘尼西林，中医不知怎么打，就往屁股蛋中间一扎，没消毒，发了炎，起了个大疮，落下个大疤，所幸没有碰到神经。妈妈泪流不止，痛心地说:“我不是个好母亲。你哥哥也是7 个月早产，没有活。你的妹妹只活到一岁半。你的命是群众给的，是叔叔、娘娘给的，是党给的啊!”
赋予我生命的人啊，我深深地怀念你们！1961 年共和国天灾饥荒，老百姓食不果腹，城里人米、面、油、布都凭票计划供应。在北京上高中的我回徐州过年,妈妈把棉籽炒熟，掺在白麺里做主食，把全家人节省下来的“配给”白麺蒸了两大锅白馒头，上面用红墨水点上红点，非常漂亮。妈妈装了满满一大“箢子”（音“远子”，用柳条编的大篮子）馒头，又给了我 100元钱（注：当时妈妈被错误地打成“反党集团”同情分子，每月发 100元生活费），送我踏上东去的火车，看望分别已久的张大大。白塔埠车站到了，我边走边问，终于找到了大大，找到了我生活过的小村庄。还是那土坯房，还是那覆盖着皑皑白雪的贫瘠的土地和贫穷的人民。大大是革命烈属、“五保户”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秸秆杆铺的地铺上没有床单，只有厚厚的秫秸叶和一床又薄又旧的小棉被。他穿着一袭很旧的自染粗棉布长袍，消瘦而苍老的脸上挂着激动的泪花。我很心酸，都解放十几年了，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仍然这样艰难？！
老乡们闻讯赶来了，小屋里挤满了人。昏黄的油灯下，人们或蹲或站，抽着烟袋锅，屋里弥漫着烟云。他们兴奋地聊着天，听京城来的我说外面的大事。我非常惊讶，这些老根据地的青壮年，竟然只知道毛主席、周总理，个别的人知道“江青—毛主席的媳妇”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、省市领导人一概不知！
我说：“东海是个好地方，盛产水晶石，地里一刨就能刨出来。” 随即大家转向一个人，笑着说：“他就刨了一个。”那人马上站起来走了出去。不一会手里拿着一块拳头大的水晶石走进来，递给我。我随口夸赞道：“真好看，真透亮！”他接口说：“给你吧！”这在一贫如洗的人家中，是多么珍贵的物件啊，我推辞着不要。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拿着吧，他留着也没用。” 我紧紧地握在手中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收下了这份深情厚意。
夜深了，人散了，我在老爹慈爱的注视下躺在“地窝子”里。那新铺的厚厚的秫秸叶子软软的，盖上不知谁送来的新婚棉被，一点也不冷。闻着那自然清香的秫秸味，我久久地睡不着。这里是为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啊，为什么还是这样贫穷落后呢？我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！
第二天几乎全村的人都送我到村口。我含着眼泪，拉着大大的手，向他保证：“大大，您保重身体，等我工作了，我把您接到北京去！”大大郑重地点着头。
可是，没等我报答，大大就去世了！那是十年动乱、我们全家蒙难之时。大大的远房侄子找到妈妈，说上面拨给大大一副厚棺木，被坏人强拉走了，他找去评理，人家不听，让我妈或我去作主。可妈妈被打倒了，我是“黑帮子女”，无能为力啊！大大被匆匆地掩埋了，连个棺材都没有，这是我终生的遗憾，终生的疼！！这份愧疚一直埋在我心里，我多么想再去看看大大、大娘，给老人家起个坟立个碑，多么想再去看看那里的父老乡亲，那里的蓝天厚土啊。
终于按捺不住那份急切，1998 年 5 月，我踏上记忆中的路，去寻找那片滋润一株幼苗的沃土，那片大恩大德、充满柔情的地方。我，又回到了白塔埠。
汽车停下来，我愕然了：举目四望，广袤的田野里麦浪起伏，丰收在望;郁郁葱葱的绿树林中掩映着鲜红的瓦房;变电站的高压线密如蛛网，通向四面八方;各种各样的小厂房矗立在路旁，汽车、拖拉机穿梭奔忙，远处就是白塔埠飞机场。这是我的故土、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吗？我惊喜这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赞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腾飞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啊！我更加迫切地急于找到我的小村庄。
因时间过于久远，92 岁的老妈妈只记得当时有个男孩叫“朱排长”，其它的都已淡忘。我们意外迅捷地找到年近 60 的朱排长，可惜他那时太小，什么印象都没有了。在众人热情地指引下，我拜见了当地群众领袖、当年的区指导员纪良俊前辈。
纪老 72 岁，清瘦健康，精神矍铄，着一身整齐的蓝中山装。他清晰地记得我的父母。他说：“你母亲是我们县的妇救会主任，个子很矮，黑黑的，留着短头发，挥着手枪带我们冲过封锁线。你父亲是莒县的县长，大胡子，我见过他，但没说过话。”“那会儿，我 18、9 岁，首长都 40 岁了。”她听说我母亲还健在，很高兴，一定要我代他问好。但是，他不认识大大，也不知道大大的情况。听我介绍完之后，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还要找他？”我答道：“我想他，我想再看看他。我想在他坟上添把土。”我哽咽了，大家的眼圈都红了。纪叔叔说：“他已去世多年，你不记得他的名字，也不记得在哪个村，他又没有后代，很难找啊！当时他草草下葬，这里又多次平坟，更加难上加难了！”叔叔宽慰我说：“你何必一定要找到他呢？你来了，我们理解你的感情。这里的山川土地，这里的一切，都可以寄托你的哀思啊！”
是啊，岁月沧桑，多少英名湮没！我走到田埂中间，面对着无垠的大地、宽阔的蓝天，磕了三个头，大声朗读并燃烧了写给大婶、大大、大娘—我的再生父母的诔文。纸灰随风飘飘洒洒，慢慢地消失在远方，我眺望着，相信他们的英灵一定能收到我的信，收到我的思念与无限地感恩之情……
于 2021.4.5清明追忆
